百姓这个东西李治很熟悉。

几乎他所有的旨意都是以百姓的名义颁布的。

但是。所有的政令都是经过多方权衡之后发出的，其中关于百姓的问题，其实是考虑的最少的。

就像武承嗣说的那样，在满足国家的利益之后，外溢出来的一部分才属于百姓。

这个问题主要在发言权上，皇族，勋贵，官员，军队，大地主，商贾们都有代言人，只有百姓不怎么爱说话，分的少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
大唐所有的产出几乎都是百姓创造的，却在分配问题上他们没有发言权。

这个世界的分配原则从来就不是啥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

“臣在长安盖房子的时候啊，手里一文钱都没有，只是用了百姓一半的地契，就改造了非常多的长安坊市，按理说得到钱之后，应该把最大的一部分分给百姓，结果呢，最大的一份成了国家的私产，比如修建好的街道，规划好的商铺，以及花园一般的休憩场所。

国家拿走了大部分的好处，臣这个始作俑者拿走了一部分好处，参与修建房屋的商人们拿走了一部分的好处，百姓们得到的只是一座少了一半面积的家宅。

那个时候，人人都说臣有陶朱，范蠡一样立地生金的本事，其实臣心中惶恐的厉害，在这一场看似人人都获利的过程中，真的就没有损失者吗？

我们用超越百姓眼光与见识的智慧，给百姓制造了一场看似人人都获利的美丽的梦，假若上天有眼，臣一定难逃苍天的惩罚。

与小民斗智得胜者高官得做。

与小民战斗胜利者骏马得骑。

那么，臣今日要问陛下：百姓是我大唐朝廷最可怕的敌人吗？”

云初抛弃了舒适的椅子，而是跪坐在光滑的地板上，插手为礼，与皇帝正式奏对。

李治见云初开始庄重了，也就那身子从巨熊身上抬起，盘膝坐在蒲团上正色道：“百姓不是朕的敌人，与朕是一体的。”

云初随即愤怒的道：“既然是一体的，头脑，躯干，手足对于陛下有何差别？”

李治道：“有差别，头脑受伤则性命危矣，躯干受伤有性命之忧，手足受伤在两难之下可以舍弃，云初，百姓确实很重要，过分的强调百姓的重要性，就会损伤朝廷的权威。

太宗皇帝有言，君为舟楫，百姓为水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可见，太宗皇帝对百姓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，朝廷与百姓一为舟楫，一为水，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