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。

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，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，两宋搞的天怒人怨，从宋真宗开始，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，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。

社会螺旋上升，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。

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，比如清查关税、对内剧烈朘剥、搞土药经济等等，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，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，将近三亿两白银。

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，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，进行了洋务运动、兴建了北洋水师，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。

鞑清用最后的时光，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。

鞑清灭亡，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，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，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。

而根本原因很多，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——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。

因为天平天国运动，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，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。

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，设立了财政局，收回了各省的财权，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，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，出售矿山铁路资产、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。

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，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，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，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，五万人。

说是要君主立宪，旗贵人搞了一個全旗人内阁，汉臣比例，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，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。

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，遍地都是军阀，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，确实不是人了。

相比较之下，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，既要面子又要里子。

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，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，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、吏治败坏、毁坏根基，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，吏治也彻底败坏。

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，大约可以简称为：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。

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，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，而不是专卖，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。

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，对大明的国家之制，他有着极其深